2002年，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，考古发现一把奇怪的“木胎漆绘圭尺”：残长171.8厘米，复原长度187.5厘米，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，其中第11格刻度非常突出，从头端到此刻度39.9厘米。
该圭尺具体出土的地点，是在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。其中，“大型元首墓”比一般的王族墓地还要大，说明墓主在位时国力尤其强大；同时，说明该圭尺对墓主极为重要，因为“事死如事生”，故而将之陪葬。
陶寺遗址时间跨度为距今4300—3900年，中期大概是4100年。在中国史书上，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帝王是尧舜。由于圭尺是立表测影、观象授时所用，而《尚书·尧典》中有帝尧“分至四神”、测得“岁三百六十六日，以闰月正四时”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陶寺朱书陶文、观象台等，种种线索都表明圭尺主人应是帝尧！
问题在于：帝尧为何突出圭尺的第11格刻度，背后到底有何意义？以先秦文献记载看，至少表达了两层重要含义。
首先是敬致夏至
尚书尧典记载，帝尧派四个官员分驻四方，以确定中春、中夏、中秋、中冬，其实就是二分二至，四个官员就是“四神”，合起来即“分至四神”。但谈到代表南方的夏至时却说“平秩南讹，敬致”，其他三方都没有“敬致”，为何偏偏如此礼敬夏至？陶寺圭尺印证了这一记载。
上古时期，立表测影是观象授时的重要手段，即根据正午影长判断节气。具体来说，就是竖立一根“表”，横放圭尺，正午阳光照射，表影在圭尺上“勾”出影子长度，以此判断节气。
现代学者研究发现，陶寺出土的圭尺刻度，对应了20个节气，其中包括二分二至，即当时古人将一年划分为20个节气，与后世的24节气不同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陶寺观象台也可以观测到20个节气，再度证明陶寺先民是将一年划分为20节气。
对于特殊的第11格刻度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指出：按照一尺25厘米计算，39.9厘米的长度，说明第11格刻度的长度近乎1.6尺，与《周髀算经》记载的夏至日影“一尺六寸”长度相同。实际立表测影也表明，这一刻度对应的是夏至正午日影长度！
显然，帝尧“敬致”夏至，而陶寺圭尺又特别突出夏至这一刻度，两者之间无疑存在因果关系。学者冯时推测，帝尧“敬致”夏至的原因，应与古人认为“南方象天”、即天国在南方有关，故而古人坐北朝南，城市皇宫位于北边、坐望南边等。
其次是地中思想
周礼记载：“地中，天地之所合也，四时之所交也，风雨之所会也，阳阴之所合也，然则百物阜安，乃建王国焉。”在古人眼里，既然大地是方形的，自然就该有地之中央。当“国家”与“地中”结合之后，就形成了“中央之国”——中国的概念。
根据文献记载，中国“地中”在夏朝时期出现过一次变迁：周礼记载“日至之景，尺有五寸，谓之地中”，地中在如今的河南嵩山告成镇。但此前的地中，周髀算经记载“周髀长八尺，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”，恰好就在陶寺遗址，准确的说是在陶寺遗址所在的纬度线。
清华简记载帝尧派舜测中、以及“舜既得中”，这与论语中的帝尧禅位时告诫帝舜“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”可以互相印证。夏朝时期，商族先公上甲微“测影追中”，确定嵩山为地中。
因此，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，特意突出第11格刻度，强调夏至这一刻度，显然也有“地中”概念，即认为陶寺在地之中央，是为中央之国！正因如此，如今学者才会称陶寺遗址为“最初的中国”。反过来说，陶寺圭尺也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史书记载。
令人费解的是，位于河南濮阳的西水坡遗址，距今6500年，已经掌握“分至四神”、盖天说宇宙模型、28星宿、立表测影等，是史前又一个天文极其发达的聚落，但该遗址位于北纬35°44′50″，而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度52分，两者夏至日影长度近乎一致，那么这两座相隔2000多年的遗址有没有联系，或者是不是刻意选择夏至日影“一尺六寸”的陶寺之地？
余论
关于本文话题，还有两点值得思考：
首先，文明是逐渐发展演化积累而来的，必会经历循序渐进的客观过程，必会留下相应演化痕迹。“中国”之称、“坐北朝南”传统等等，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，如今考古都可以发现源头痕迹。因此可以说，中华文明是一部连绵不绝、循序渐进、客观真实的原生文明。
其次，史书上的帝尧历史，既真实又不真实。不真实在于，后人将很多先人成果归于帝尧，比如分至四神、对夏至敬致在西水坡遗址中已经出现，这与黄帝等发明很多成果一样；真实在于，史书对帝尧的描述，的确能得到考古的一次又一次印证。
因此，西方学者提出“中华文明西来说”、否认中国史书可信度、否认尧舜禹夏朝等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即不是蠢就是坏。
参考资料：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周髀算经》、《何驽——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代的“天下观”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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